徐庆全:关于柯庆施
近日,上海福寿园立起柯庆施的雕像,引起一番热议。沉寂多年的柯庆施,一时成为热点。
对于普通百姓来说,立个雕像,悼念先人,无可厚非。但是,柯庆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。历史人物立个雕像,就不那么简单了,引起争论也属正常。
在官方历史语境中,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,往往会有所反复。这是历史环境使然。环境不同了,评价语境当然也不同了,“彼亦一是非,此亦一是非”,正常。
概略来说,这种反复不外三种情况:第一种是,先肯定,后否定,如康生;第二种是,先肯定,再否定,再肯定,如瞿秋白。这两种,基本上有官方正式结论,比较明确。第三种是,先肯定,后被人质疑,但官方也没有正式结论否定,就“挂起来”了,如柯庆施。
“挂起来”,这是一个历史词汇。一般的词义是说,对于一个人某种审查,“事出有因,查无实据”。用在柯庆施身上,是我的借用,不是引经据典的说法。
柯如何被历史“挂起来”?有迹可循。
1965年4月,柯庆施去世时,备极哀荣,官方悼词充分肯定,《人民日报》上连篇累牍悼念。
随后,中央的确没有明确文件改变他去世时的结论。1976年到1978年,《人民日报》报道揭批“四人帮”运动,有文章提及他,也还都是正面形象。但是,1979年后,他在《人民日报》就基本上消失了,偶尔有人回忆历史涉及到他,也是一笔带过,着墨不多。代表的是一种态度。
此外,按照柯庆施的革命生涯,他去世的级别,应该进入惯例中的百年诞辰纪念会行列,但是,他没有享受本应有的权利。这恐怕也是一种态度。
为何会如此?
事实上,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,党内层面对柯就有些议论,甚至有人提出应该审查一下柯的问题。据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的记载,胡耀邦就此事专门请示邓小平。邓说:现在顾不上,柯的问题等以后再解决。
到1980年至1981年起草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时,议论就更多了。据《陈云年谱》记载,1980年11月上旬,陈与决议起草组谈话说:毛主席的错误,地方有些人,有相当大的责任。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,不愿呆在北京,这些话的意思,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、见面。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,其次是西南,再其次是中南。
据陈修良的记载,大概在1982年前后,胡乔木曾多次指出柯是个坏人,可在党内点名。他的坏事应写进党史。胡的指示,在上海就传达过。
把柯写进党史,体现在薄一波出版的《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》(上下卷)中。这本书出版于1997年,粗略统计,书中有将近四十处提到柯。当然,书中依然称他为“同志”,也没有否定的结论,但从叙事上看,柯的所作所为很详尽。读后,有助于理解陈说的“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”这句话。
薄资格老,书发行量大,影响极大。从公众层面上说,第一次系统梳理了柯在历次决策中的作用。
2005年,曾与柯搭档过的陈丕显,出版回忆录“在一月风暴中心”,内中涉及到柯也不少,是褒是贬,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。
2009年,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出书,专门有“柯庆施其人”上下两节,基本上体现了胡乔木当年对柯的指示。当然,也可能陈小津不知道胡的这个指示。
我想,这就是柯被“挂起来”的原因吧。
对此,柯的家人也有所反映。记得大概是2008年,我所在的杂志编发了一篇《共和国历史上的柯庆施》。柯的女儿柯六六看到后,致电编辑部,我接的电话。她在电话中讲述了对此文的意见。我对此问题没有研究,但很希望更多了解柯在作为,就专门去见了她。她把几年来在《江淮文史》等刊物发表的回忆父亲的文章都给了我,同时告诉我她所了解的一些情况。我希望她写出文章给我,但后来一直没有收到她的文章。
不过,此后我对来稿中关于柯的文章,就把得比较严,似乎再没有发表过有关柯的稿子。
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,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,既关乎到这个人的历史本事,又涉及到他当年所处的政治生态,更涉及到书写话语权。对于柯庆施来说,被“挂起来”太久了,本事不易搞清;而他在上海的政治生态比较独特,历史常常“翻烙饼”,人和事就更复杂一些。
古人有诗云:盖棺论未定,颇费史家书。看来,要书写柯的历史,即使下“颇费”的功夫,也还需要历史的距离。
“徐庆全与八十年代”:书写有温度的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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